民商法，经济法在应对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相关规范需求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做法。
面对这样的案件，可能要作双方的权衡，并有相应的法规。如为权利动了刀兵，那就是战争。
但这几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并没有大的起色，很少看到原创性、突破性的作品。这就和我们这里对道德和权利与法律的关系的论说很接近了。现在穷了国家有救济，病了医保可托底，老了可以进养老院，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反而减少了。我们上面已经说了，道德和权利有自身的运行机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法律要遵循道德和权利，就是要遵循道德和权利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没有好的道德建树和好的权利建立，就难于有一个好的法律。当时代变换，新的生产方式产生，我们要摒弃旧道德，建立新道德，这一过程还是不可避免的。
法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当道德和权利出轨了（遇上了恶的对立），需要法律将其归入正轨，继续其历史进程。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自觉。实则，法律中既以道德又以权利作为根本遵循，而不是偏执一端，方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公正性。
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赋予我们生命，抚育我们成长，教养生活的意义，传递文明的命脉。如为权利讨价还价，那就是生意。我们现在的法律更偏重于维护权利，也行，只要能把权利维护好，这样的法律也算有用。还有一点要虑及，即道德与权利未来的走向。
当商品交换出现后，人们在交换中体现你我之分权利意识开始明晰，而由商品交换引发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更使人们对权利趋之若鹜，权利在生产方式的变化中也呈现出多种形式。理解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诚然，人类在对权利的追逐中会无所不用其极，致使许多社会罪恶源源不断，这会对道德形成最严峻的挑战。习近平同志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法律固然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维护道德和权利。当道德和权利正常运行时，或未处于恶的对立时，不需要法律插手其间。
当权利受到侵害，法律的保护是首选。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是饱暖思淫欲，现代可以理解为权利多了，可能使人骄奢淫逸。同时，我们要努力创建我们的物质世界，让每个人追求权利的行为成为正当，让每个人权利实现的行为以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限，国家要为每个人追求权利创造有利的条件。过去人们抱团取暖，相互关爱，增进着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
反而对法治的真实内容,或重视不够,或颇多缺失,以致我们的依法治国有买椟还珠的嫌疑。[7]权利最原初的形式是人们对自己生产物的占有或所有，其目的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这与人性直接相关不难理解。
在毛泽东时代，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甚至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是极端版的义利之辩，或能起一时之效，然终难持久当道德遭到凌辱，权利受到侵害，是不是需要一种力量来制止这种凌辱、避免这种侵害，维护道德和权利的正常行使？答案是肯定的。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每天都在追逐权利，但什么是获取权利的正途，什么是谋求权利的捷径，什么是占有权利的关键，却是很少人能够清楚明白的。二、道德和权利的根本性 如上所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的保护，更专门地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中恶的对立的解决，是对造成恶的对立的一方的惩罚或处理。这两种情况都是在道德缺位时发生。这一错误的发生，主要就在于把法律对道德的保护视作道德取代法律，未能分清法律只是对道德中恶的对立的处置，而道德有其自身的功能效用，不能与法律混为一谈更不会取代法律。当然，法律是这四种力量的有机统一，只有这四种力量的相互配合，形成其合力，才会有完善的法律。我们现在的法律更偏重于维护权利，也行，只要能把权利维护好，这样的法律也算有用。
但我们现在的法律只是从权利角度来考虑这一难题，如果强拆，很难做到理直气壮，还被人们认为侵犯了个人权利，很多强拆成了轰动的公共事件，搞得执法部门缩手缩脚。在毛泽东时代，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甚至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是极端版的义利之辩，或能起一时之效，然终难持久。
法律固然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维护道德和权利。我们今天强调依法治国，也许在于我们曾经无法可依，也许是由于有法不依，也许是执法不严，这些都是围绕法而言说的，那么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好法，没有好法，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未见得是坏事，可能反而是好事。
[6]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生产方式与人性演变。反而对法治的真实内容,或重视不够,或颇多缺失,以致我们的依法治国有买椟还珠的嫌疑。
有了以上的解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用现在的话可以这样说：道德和权利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手段。注释： [1]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二恶的对立。鉴于公正性在法律中的重要作用，且与我们这里论证的道德和权利直接相关，下面我们主要谈公正性。一定要注意不能因权利的实现而忽视道德的践行，更不要为权利的获取而毁伤道德的堤防。
怎么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如果我们的法律有关于道德的硬性规定，指出钉子户的行为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老百姓也能理解。但是，道德和权利有自己的存在方式，有自己的运行轨迹，这不是由法律决定的，相反，则是法律必须遵循的，也就是我们曾说过的，道德和权利是法律的内容性规定。
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理解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如何安顿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如何衷济道德与权利的对立？是人类首要面对的历史任务，更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需解决的历史难题。这一谬误就在于没有认清法律只是对恶的对立的解决，而权利有它自身的发展轨迹，并非由法律决定更无须法律肆意干预。
法治只是手段,只是工具,如果我们不能深谙法治背后的主导力量,不能制定出深合道的规范的法律,这样的依法治国可能只是形式化的。法律之所以重要，是取决于道德和权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获取权利的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等，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实，西方之所以是法治国家，是因为它们主张自由放任，主张小政府，主张法无禁止皆可为，这对促进社会的活力有其积极作用，法律是它们的最后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我们要把道德与权利各自安顿于适当的位置，但二者又有多方面的联系，让二者各安其位，互不相扰，很难做到。[5]至于政教，可作政治教化解，刑罚在这里指法律。
理解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如为个人权利而斗争，那只是平凡。
即使人们对权利的追求限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人们对权利的关注必然会削弱对他人的关爱，总体上消减道德的力量，人们对权利的追求越狂热，道德的退化就越迅速。这是人类的大事，更是人生的要事。
明白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现在强调依法治国，正是在于法律是维护道德与权利的重要手段。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我们就能更好地去理解依法治国，更好地理解法律与道德和权利的关系。